1939:團結斗爭促抗戰

——中國共產黨開展反投降、反分裂、反摩擦斗爭

原標題:1939:團結斗爭促抗戰
作者:劉志新   發布時間: 2019-10-31   來源:學習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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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全面抗戰已經持續近一年半時間。此時的國際國內局勢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國際方面,歐洲形勢日益緊張,終在9月英、法對德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國內方面,日軍已經無力再發動大規模的戰略進攻,國民黨軍隊在日本侵略者的政治誘降下開始動搖,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抗日游擊戰爭則不斷發展壯大。
  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交織,使國家政局空前復雜。黨從抗戰的全局出發,始終站在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推動全民族抗戰的立場上,堅持抗戰、團結、進步的方針,開展反投降、反分裂、反摩擦的斗爭,對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陰謀給予堅決反擊,同時帶領廣大根據地軍民加強抗日根據地建設,在敵后戰場繼續打擊日本侵略者,駕馭了整個局勢的發展,為全民族抗戰的反攻和勝利創造了條件。
  (一)
  1939年初,抗戰局勢逐步明朗,但中國共產黨所面臨的形勢卻更加嚴峻復雜。
  隨著戰線的延長,日軍兵力更加分散、士氣不斷低落。沉重的戰爭消耗和軍事工業的畸形發展,使日本的經濟、財政日益陷入困境。敵后游擊戰爭的發展和抗日根據地的擴大,對日軍日益構成嚴重的威脅。面對戰爭轉向長期化的形勢,日本侵略者開始轉變侵華策略。在軍事上,日軍基本停止了對正面戰場的戰略性進攻,逐漸將其注意力集中于打擊和消滅八路軍、新四軍。在政治上,轉變為以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的方針,企圖誘使國民黨政府妥協投降。國民黨親日派首領、國民政府行政院長汪精衛公開投敵,正是在日本誘降下國民黨營壘的嚴重動搖和分裂。1939年1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汪精衛出走后時局的指示》,明確指出我們的任務是堅決打擊賣國的漢奸汪精衛和一切投降反共活動。
  雖然日本的侵略損害了英美等國在華利益,但是,英美等國疲于應對德意在歐洲的挑戰,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他們此時并不想跟日本真正決裂。在東方戰場上力求在一定條件下犧牲中國,以同日本妥協。因此,英美等國對日本侵略中國的活動采取綏靖主義的政策,中國時刻有陷入“遠東慕尼黑陰謀”的危險。
  由于日本的誘降和英美對日本的侵略采取綏靖主義政策,以及對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武裝力量發展壯大的畏懼,蔣介石集團的反共傾向明顯增長。1939年1月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雖然仍聲言要“堅持抗戰到底”,但蔣介石在內部的講話中卻表示抗戰到底的“底”,是“恢復七七事變以前的原狀”。會議還把對付共產黨作為重要議題,制定了“溶共”“防共”和“限共”的方針。這表明,國民黨統治集團的主要注意力已逐步由對外轉向對內,對抗日的態度日趨消極,而對人民抗日運動的限制則日益加強。1月24日、25日,中共中央分別致電國民黨五中全會、蔣介石,重申關于發展國共兩黨合作的愿望,指出在日本侵略者陰謀分化中國內部之際,必須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形勢的變化已經開始危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利的局面考驗著中國共產黨的決心和智慧。鑒于1939年后國民黨動搖妥協和反共傾向的加強,中國共產黨必須從思想上、組織上有所準備,隨時應付可能發生的突然事變;同時要竭盡一切可能,團結一切抗日力量,維護團結抗戰的局面,爭取時局的好轉。
  (二)
  維護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爭取抗日戰爭勝利的關鍵因素。因此,1939年黨的重要任務是針對蔣介石集團限共、反共陰謀活動,從維護國共合作、堅持團結抗戰大局出發,有步驟地開展反投降、反分裂、反摩擦的斗爭。
  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后,蔣介石集團開始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大肆散布反共輿論,制造各種反共摩擦事件和慘案,企圖借此消滅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抗日武裝力量,換取日本的讓步,以鞏固其統治地位。在陜甘寧邊區,從1938年12月至1939年10月,國民黨軍隊先后制造摩擦事件150多起;在華北,先后制造“博山慘案”“深縣慘案”;在華中,先后制造“平江慘案”“新集慘案”“確山慘案”。大批中國共產黨的干部、戰士、革命群眾被捕殺,全國團結抗戰的局面出現嚴重危機。
  針對國民黨頑固派動搖妥協、制造摩擦、存在投降的危險,中國共產黨領導根據地軍民堅決抗擊日本侵略者軍事進攻的同時,對國民黨采取革命的兩方面政策。一方面,堅持團結合作,幫助和推動國民黨進步,使局勢向好的方向發展。1939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慶正式成立。此后,在周恩來的主持下,南方局在國民黨統治區宣傳黨的主張,揭露和反對國民黨頑固派的投降、分裂、退步行徑,一定程度上維護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另一方面,對國民黨妥協動搖和倒行逆施進行堅決的斗爭,以斗爭求團結。1月23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發出《中央關于我黨對國民黨防共限共對策的指示》,要求各地對摩擦事件決不能“逆來順受”,否則“將來摩擦逆流必更大,頑固氣焰必更高”。2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中央關于河北等地磨擦問題的指示》,進一步指出:對于國民黨的無理進攻,必須反擊,決不能輕言讓步。5月19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山東工作方針的指示》指出:“山東今后摩擦會更多,更厲害,我們應準備長期摩擦,堅持我們在敵后抗戰的的路線與政策,反對頑固分子的錯誤路線,不要設想讓步可以解決問題”;“在統一戰線與摩擦中,我們的態度應是攻勢防御的”。山東縱隊在中央指示下對國民黨頑固派開展有理、有利、有節的反摩擦斗爭,打退了其多次進攻。
  到1939年6月,蔣介石集團分裂活動日趨猖獗。針對嚴重局勢,中共中央在6月初發出《關于反對投降危險的指示》,6月中旬又在延安召開高級干部會議,研究反對投降、反對分裂的工作。毛澤東在會議的報告中提出,“開展反投降斗爭,公開揭穿反共即準備投降的實質,以孤立投降派與反共分子,以便繼續抗日”,“黨的基本任務是鞏固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持國共合作與三民主義”。根據會議精神,中共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發出指示,要求八路軍和新四軍廣泛地開展反投降、反分裂的斗爭。
  6月30日,毛澤東又公開發表《反對投降活動》一文,深刻揭露了日本誘降、英美勸降、國民黨反共投降的種種陰謀,提醒全體國民“必須睜大眼睛注視那班投降派的活動,必須認識當前形勢中投降是主要危險,反共即準備投降這一個主要特點,而用一切努力去反對投降和分裂”。
  7月7日,在全面抗日戰爭爆發兩周年之際,中共中央發表《為抗戰兩周年紀念對時局宣言》,指出中國抗戰形勢中兩種最大的危險是中途妥協與內部分裂的危險;對國民黨頑固派投降、分裂、摩擦行徑進行深刻揭露;旗幟鮮明地提出“堅持抗戰到底——反對中途妥協!鞏固國內團結——反對內部分裂!力求全國進步——反對向后倒退!”這三大口號的提出,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堅持抗戰、團結、進步方針的正式形成。
  9月16日,毛澤東在《和中央社、掃蕩報、新民報三記者的談話》中,對國民黨頑固派向解放區的軍事進攻提出警告,并宣布“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衛原則。
  在中共中央領導下,反投降、反分裂、反摩擦斗爭在全國各地迅速、深入地開展起來。這一斗爭,在政治上爭取了中間派,孤立了國民黨中的投降派和頑固派,沉重打擊了日本侵略者的誘降圖謀和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陰謀。
  (三)
  前期的反共摩擦被中國共產黨予以堅決回擊后,國民黨頑固派并不甘心。1939年12月,蔣介石密令國民黨軍隊對陜甘寧邊區和山西、河北兩省的抗日根據地發起大規模軍事進攻,發動第一次反共高潮。
  在陜甘寧邊區,國民政府甘肅省政府主席兼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指揮隴東三區專署和保安隊會同國民黨駐軍,發動大規模軍事進攻。12月10日,國民黨第97師1個團聯合寧縣的保安隊襲擊寧縣八路軍并占領寧縣,14日向鎮原進攻。同日,八路軍第385旅駐西峰辦事處遭到襲擊。八路軍站在嚴正自衛的立場上,對頑軍予以了堅決的反擊,第120師第359旅奉令回師邊區,會同蕭勁光留守兵團,給頑軍以有力的回擊。
  在山西,企圖對日妥協的軍閥閻錫山,把共產黨領導下的新軍視為極大障礙。12月初,閻錫山制造了震驚全國的“晉西事件”,他借口“反攻”,污蔑新軍叛變,下令討伐,并命令山西舊軍向山西新軍發動全面進攻。中國共產黨堅決自衛反擊,打退了閻錫山的軍事進攻,并從大局出發,加強統戰工作,粉碎了其陰謀。晉西北和晉東南成為新軍和八路軍活動的區域。
  在太行山地區,1939年12月初,國民黨第97軍軍長朱懷冰率部進攻冀西,包圍壓迫八路軍第129師青年縱隊和冀西游擊隊,破壞抗日政權,頻繁制造摩擦。12月下旬,國民黨侯如墉部、喬明禮部進攻八路軍平漢抗日游擊縱隊,八路軍被迫自衛還擊。
  對國民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堅決反擊,對于揭露頑固派投降反共陰謀,阻止投降派公開投敵,鞏固和發展抗日民主根據地具有重要的意義。這也讓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堅信,只有進行堅定而恰當的斗爭,才能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爭取時局的好轉。
  (四)
  日軍改變侵華方針后,將軍事作戰的重點轉向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抗日根據地。為了堅持敵后持久抗戰,鞏固和發展抗日根據地,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制定了“鞏固華北、發展華中”的戰略部署,并于1939年迅速實施。
  華北地區是日軍進攻的重點。1939年初,日軍制定“治安肅正計劃”,實行“囚籠政策”,不時對根據地進行“掃蕩”。根據中央部署,華北各根據地軍民積極開展游擊斗爭。1月至3月間,第129師主力趕赴冀南,與日軍展開殊死斗爭,共作戰100余次,殲滅日偽軍300余人,有力地支援了冀南平原地區的抗日游擊戰爭。3月,第115師主力挺進山東,經過英勇奮戰,擴大了魯南抗日根據地,并創建、鞏固了魯南抗日根據地。
  進入夏季后,日軍逐步把“掃蕩”重點轉向華北。八路軍第120師主力經過半年多的艱苦奮戰,到7月,共作戰160余次,殲敵4900余人,勝利完成了鞏固冀中抗日根據地的戰略任務。9月,晉察冀部隊配合途經晉東北的第120師主力聯合作戰,殲滅了由靈壽出發襲擊抗日根據地重鎮陳莊的日、偽軍1100余人,取得陳莊殲滅戰的勝利。10月至12月,粉碎日本獨立混成第二旅團和第110師團等共2萬余人對北岳區的冬季大“掃蕩”。八路軍采用靈活轉移、伏擊奇襲等方法,挫敗了日寇尋殲我軍主力的陰謀,前后作戰108次,共殲敵3600余人,擊斃中將旅團長阿部規秀。這是八路軍擊斃的日軍最高級別的指揮官。
  經過多次的反復斗爭,華北各抗日根據地軍民完成了“鞏固華北”戰略任務,為堅持長期敵后抗日游擊戰爭打下了堅實基礎。
  在華中地區,為了貫徹“發展華中”的戰略方針,1939年1月28日,劉少奇到達河南確山竹溝鎮,正式建立中原局領導機關,主要任務是負責領導長江以北、隴海路以南廣大地區的工作,發動中原地區廣大群眾開展抗日游擊戰爭。
  2月23日,中央又委托周恩來到達皖南新四軍軍部,他根據敵占東南地區的情況,同新四軍領導人商定:新四軍的戰略任務,是向南鞏固,向東作戰,向北發展。遵照這一方針,新四軍各部在鞏固既有根據地的同時,積極開拓華中敵后抗戰的新局面:第一、二支隊北上揚中地區,東進無錫、江陰、常熟、蘇州、太倉地區,開辟了蘇常太和江錫虞根據地。第四支隊東進皖東,開辟了津浦路西抗日根據地,并擴建了第五支隊,開辟了津浦路東抗日根據地。新四軍游擊隊開辟了豫皖蘇抗日根據地,并改稱第六支隊。與此同時,新四軍第三支隊與對皖南地區進行“掃蕩”的日軍展開了激烈戰斗,勝利保衛了皖南抗日根據地。
  在中共中央、中原局的領導下,新四軍經過一年的奮戰,使華中敵后抗戰的形勢有了很大的發展,初步完成了中共中央“發展華中”的戰略任務。
  (五)
  根據地的鞏固,是抗日戰爭能夠長期堅持的關鍵。黨在領導敵后游擊戰爭的同時,十分重視加強根據地的各項建設。
  政權建設是根據地建設的首要問題和根本問題。陜甘寧邊區是抗日民主政權建設的試驗區,對敵后各根據地的政權建設起到了示范作用。1939年1月17日至2月4日,陜甘寧邊區第一屆參議會在延安召開。會議通過的《陜甘寧邊區抗戰時期施政綱領》,明確規定了陜甘寧邊區和其他抗日民主根據地的性質、特點和基本政治、經濟政策,表明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民主根據地所實行的是真正的民主主義制度。此后,根據陜甘寧邊區的經驗和“三三制”的原則,華北、華中各根據地也開始加強政權建設,相繼召開參議會,制定施政綱領,并頒布各種法規和條例。
  大力進行經濟建設以解決戰爭和生活需要,是根據地建設的另一項重要內容。經濟建設主要是發展農業生產,同時注意發展工業生產和對內對外貿易,并建立銀行發行貨幣。在保障工農群眾基本利益的前提下,調節各抗日階層的利益,實行勞資兩利、公私兼顧、合理負擔的原則。在農村,從1939年冬起,各根據地相繼開始實行減租減息,使農民得到了經濟實惠,提高了他們生產和抗戰的積極性。在工業生產方面,主要是發展食品、日用品生產,小型服裝加工和軍械維修。根據地的經濟建設,對于改善人民生活、支持敵后抗戰,起了積極的作用。
  抗日根據地還大力開展文化教育建設。為了便于同實際斗爭相結合,1939年7月,中央決定將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總校遷往晉察冀根據地,此后,隨著抗戰發展,抗大陸續辦起14所分校,培養了10萬余名軍政干部,為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為適應抗日戰爭的迫切需要,中共中央提出要盡可能廣泛地爭取知識分子參加抗日戰爭。1939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專門作出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要求全黨同志注意大量吸收知識分子參加黨領導的軍隊、學校和政府的工作。大批愛國青年和知識分子的到來,使根據地的文化教育事業有了很大發展。
  通過各方面的建設,大大鞏固了敵后抗日民主根據地,對在極端艱苦的環境下堅持敵后抗日斗爭直到戰爭勝利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六)
  在艱苦的抗戰環境中,黨還十分注意加強自身建設。
  經過前期的大量發展黨員,1939年初,全國黨員人數已達50余萬。但是,在發展新黨員的過程中,一些地方為了追求新黨員的數量而進行“突擊運動”,導致有些黨員素質參差不齊,更為嚴重的是,一些異己分子、投機分子以及奸細也乘機混入了黨內。193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關于鞏固黨的決定》。指出:在艱巨的抗戰任務面前,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鞏固黨,成為完成黨的政治任務的決定因素。“黨的發展一般的應當停止,而以整理緊縮嚴密和鞏固黨的組織工作為今后一定時期的中心任務。”為了正確貫徹執行中央的決定,中央組織部于10月7日發出了《關于執行中央鞏固黨的決定的指示》,隨后,各地黨的組織迅速開展了鞏固黨的工作。
  加強對黨員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以提高他們的思想政治覺悟是鞏固黨的中心一環。為加強對黨員特別是新黨員的思想政治教育,黨的領導同志相繼發表了一系列有關論著。1939年五六月間,時任中組部部長陳云發表《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黨的支部》等文章,系統地闡明黨員的標準、支部的基本任務和地方組織如何領導支部等問題。7月,劉少奇在延安馬列學院作《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演說,闡述了共產黨員進行革命鍛煉和加強黨性修養的重要性,要求黨員必須牢固地樹立共產主義世界觀,認真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努力參加革命實踐,研究社會發展規律,遵循共產主義道德規范。毛澤東讀后,寫信給延安《解放》雜志編輯部,認為這個講演,提倡正氣,反對邪氣,寫得很好、很重要,應趕快發表。
  在鞏固黨的過程中,黨的建設理論也有了重大突破。1939年10月,毛澤東發表《〈共產黨人〉發刊詞》,指出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而黨的組織則是掌握統一戰線和武裝斗爭這兩個武器以實行對敵沖鋒陷陣的英勇戰士。毛澤東強調,要“建設一個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并把一直“進行之中”的黨的建設稱為“偉大的工程”。
  把黨的建設提高到“偉大的工程”的高度,表明了黨對加強自身建設重要性的認識更加自覺和深刻。偉大工程的實施,為黨在抗日戰爭中發揮中流砥柱作用提供了強有力的政治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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