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后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出版情況:MEGA的命運

作者:[德]尤根?羅揚 著;趙凱榮 范暢 譯   發布時間: 2015-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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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1989年秋,民主德國事件以后,執政的德國社會統一黨(SED)的日子已經屈指可數。雖然那時人們還沒有想到一旦時機成熟東西德合并就會實現,但到了這年年終,人們已經感覺到東德的情況將發生根本變化。尤其是,德國社會統一黨在柏林建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所(IML)還能存在多長時間,成為一個懸念。當然,解散整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所的可能性也許不大,但那些對《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證版(MEGA)感興趣的人們卻不能不注意到,對于這個工程來說,IML的解散可能是命中注定的。柏林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所與莫斯科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所合作,已經出版了MEGA(第一版MEGA),其中大部分工作是由柏林研究所完成并提供資金支持的。顯然,莫斯科研究所無力也不愿單獨繼續從事MEGA工作。

1989年12月下旬,阿姆斯特丹國際社會歷史研究所(IISH)接到第一個來自柏林的求援電話。不久以后,柏林和莫斯科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所都請求阿姆斯特丹國際社會歷史研究所正式加入,商談如何防止MEGA工程擱淺。同一請求也發給了那時還屬于西德的特利爾馬克思故居弗德里希·艾伯特基金會。阿姆斯特丹國際社會歷史研究所和馬克思故居弗德里希·艾伯特基金會馬上同意了這個請求,第一輪商談是在1990年1月的后半月在阿姆斯特丹舉行的。

人們也許會問,兩個主要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所為什么特別青睞阿姆斯特丹國際社會歷史研究所和馬克思故居基金會,而且為什么后兩者如此之快就答應了這個請求。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首先就MEGA這樣的學術性版本、阿姆斯特丹國際社會歷史研究所和馬克思故居基金會前幾年在MEGA問題上的態度說起。

二、為什么結集出版

出版某位作者的著作集,早在歐洲的17世紀和18世紀就已經開始了。當時,隨著文學藝術的發展,出現了讀者群。正如多數學者體會過的那樣,隨著時間的推移,想得到一些作家的書籍和文章很困難。通常情況下,它們的出版地點不一,有的已經絕版,有的只能在圖書館找到,有的保留下來的作品是殘章斷片,還有一些在當時就是匿名出版的,如此等等。因此,結集不過是讓公眾能方便地獲取作家最重要的作品的一種手段。對于馬克思和恩格斯來說,出版作品集的工作在他們在世時就已經開始了。[1]

人們早就認識到,出版某些作者的全集而不僅僅是選集是一個非常有價值的想法。顯然,這種工作雄心更大:它的目的是適應研究的完整性。

久而久之,對文本編輯的要求也提高了。文本編輯要用正確的形式,也就是說,要根據作者自己的意圖來編排,因此,如果作者的手稿尚存,就要把印刷本與作者的手稿進行對照。然而,問題在于,如果作者在不同的研究階段或者在同一時期為了找到最恰當的表述形式而有好幾個不同的底稿,抑或,如果作者在世時就有幾個不同的編輯版本,而且作者自己在較晚的版本中作了修訂,那又該怎么辦?作者的真正意圖是在最初的、也就是最早的版本中表述得最清晰嗎?還是作者“最后的意愿”更應被視為決定性的?這些問題往往是通過用所謂的附注形式告知讀者各種版本的差異而得以解決的。這種通盤考慮作者生活和著作情況的版本叫做學術(wissenschaftliche)版。

學術編輯的發展與歷史考證法的出現緊密相關。文藝復興以來,歷史學家逐漸認識到,真實的歷史知識唯有源于對出處的全面分析。歷史學家一方面要對來源進行考證,另一方面也要對關于歷史的杜撰、傳言以及意識形態性的扭曲進行考證。[2]對文獻來源的高度重視表現為檔案出版物數量不斷增多。這些出版物體現了雙重功能,他們既意味著能使大眾接觸到這些文本,同時也意味著這些文本似乎是開放的。對于第一點來說,至少在當代,通過圖片復制、微縮膠卷以及類似的方法就可以實現,然而,對不少學習者來說,這些復制品的用處并不大,它們并不能讓讀者在問題中理解——甚至閱讀——這些文本。因此,文獻檔案還要用印刷品的形式重新出版。人們希望編者提供與各種見解有關的完整信息,希望給出便于理解文獻的附加信息,例如關于這個文獻是什么時候、由誰、出于何種目的出版的,需要的時候還要加上解釋者的注釋。所有這些都服務于前面提到的考證目的。這就是此類出版物為什么有時并且特別在德國被稱為歷史考證(historisch-kritisch)的原因。

三、MEGA的起源

出版馬克思的全部著作,可能的話,連同恩格斯的著作一塊出版,以“適應一切學術編輯的需求”,這個想法是在著名的1910年澳大利亞馬克思主義者會議上首次提出來的。[3]梁贊諾夫參加了這個會議,在20世紀20年代,他落實了這個想法并明確地把他編輯的版本叫做《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證版(Historisch-kritische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考慮到梁贊諾夫的出版條件,他的成就無疑是杰出的,然而,MEGA1只是部分地滿足了歷史考證版的標準要求。20世紀60年代提出MEGA2(第二版MEGA)計劃的人們對這一點體會得尤其深刻。恰如前面講到的,顯而易見,如果不與原稿相對照,歷史考證版就不可能兌現。但是,莫斯科只擁有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小部分手稿。

1883年馬克思在去世前把手稿托付給了恩格斯,1895年恩格斯去世前則把他自己的手稿托付給作為德國社會民主黨代表的奧古斯特·倍倍兒和愛德華·伯恩斯坦,幾年后這些手稿被從倫敦送往柏林,保存在德國社會民主黨檔案館。根據恩格斯的遺囑,馬克思的手稿則由馬克思的女兒們保存。起初,這些手稿由在倫敦的愛琳娜·馬克思·愛威林保管,1898年愛琳娜去世后,由居住在巴黎近郊德拉韋伊的馬克思的另一個女兒勞拉·拉法格保管。[4]勞拉去世后,馬克思手稿的絕大部分也被保存在了柏林德國社會民主黨檔案館。[5]因此,從那時起,馬克思和恩格斯文檔材料的主體部分是由德國社會民主黨保存的。

20世紀20年代,當梁贊諾夫在俄國著手編輯MEGA1時,他得到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允許對馬克思恩格斯手稿拍照。然而,1928年共產國際轉向極端的“左”傾政策,被激怒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取消了它的承諾,這實際上意味著MEGA1走上了窮途末路的開端。[6]

四、柏林與莫斯科

1933年希特勒上臺后,德國社會民主黨檔案館中包括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手稿在內的最有價值的部分被帶到國外,幾年后,被一個荷蘭保險公司收購,隨后又轉手給了剛成立的阿姆斯特丹社會歷史研究所。從那以后,阿姆斯特丹社會歷史研究所一直保存著這些手稿。[7]因此,當柏林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所和莫斯科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所在20世紀60年代著手MEGA2工作時,由于工程宏大,他們不得不向阿姆斯特丹社會歷史研究所求助。

阿姆斯特丹社會歷史研究所卻有些猶豫。一方面,出版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證版是必要的,但阿姆斯特丹社會歷史研究所人員不多,難以從事如此宏大的工程,同時,也沒有任何一個西方研究機構愿意參與到這個工作中來。除此以外,那時莫斯科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所是否同意西方研究機構接觸它擁有的文檔,還是個問題。另一方面,阿姆斯特丹社會歷史研究所是個獨立的研究機構,它也不喜歡與莫斯科和柏林的兩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機構合作。最終,阿姆斯特丹社會歷史研究所決定允許使用它保管的文檔,但拒絕任何直接的參與工作。兩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機構則答應向來自阿姆斯特丹社會歷史研究所的學者們使用其掌管的文檔提供方便。

接下來的歲月表明,合作對雙方都有好處。由于經常接觸,學者們的關系也越來越緩和了。至于從1975年開始陸續出版MEGA2各卷,強烈的意識形態色調還是很明顯的,不過,這并沒有嚴重影響編輯工作的學術性。[8]從這個角度說,MEGA工程是由不斷增加的來自世界各地的研究機構支撐起來的,特別是那時還隸屬于西德的特利爾馬克思故居緊密地跟蹤著這一工作的進程,既是博物館又是研究機構的馬克思故居研究中心也與MEGA2的編者們保持著密切聯系。

五、柏林墻拆除以后

正因為如此,1990年,阿姆斯特丹國際社會歷史研究所和馬克思故居都準備積極行動起來,確保MEGA2編輯工作繼續進行。不過,它們提出了兩個條件:

第一,MEGA2應該作為純粹的學術編輯工作而繼續,也就是說,編輯工作不應受到任何政治黨派利益和需要的影響。

第二,MEGA2要在更廣泛的國際框架中繼續,也就是說,應該讓有能力的任何組織或個人參與到MEGA2工作中來。

第一個條件是基本原則性的東西,第二個條件則是由實際原因決定的:

首先,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生活在多個國家:德國,法國,比利時,以及作為最后的但并不是不重要的居住地——英國。從19世紀40年代早期開始,他們的視野就已經是國際性的了。這種國際性的視野影響了他們的研究和政治活動。對于馬克思來說尤為如此,他的研究不僅涉及各種各樣的領域,例如法律、哲學、歷史、政治經濟學、技術、農業、化學、地理、物理、數學、人類學等等,而且涉及形形色色的國家,例如德國、法國、英國、愛爾蘭、波蘭、俄國、意大利、西班牙、美國、中國、印度,等等。由于其政治活動的影響,馬克思和恩格斯成為世界性運動的中心人物,這一運動由于各國具體條件不同又在各國有著不同的發展歷程。這些情況能不能由一兩個研究機構所涵蓋,是很值得懷疑的,因此,我們需要來自不同國家不同領域的專家。

其次,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檔案資料一部分在阿姆斯特丹(約三分之二),一部分在莫斯科(約三分之一)。許多編輯工作則要在德國做,德語是這個版本的編輯語種。

第三,在將來的工作中,是不是德國還要像以前那樣承擔同樣的工作比重,需要重新考慮。工作量和工作成本的國際分工,可能更有益。

第四,建立國際框架有助于確保工程的連續性,這樣它就不受某一國家形勢變化的制約。

所有以上協議很快就達成了,1990年秋天,國際馬克思恩格斯基金會(Internationale Marx-Engels-Stiftung,IMES)在阿姆斯特丹成立。[9]除了完成MEGA2外,國際馬克思恩格斯基金會沒有其他使命。“基金會”這個詞也許是個誤導,根據荷蘭法律,任何人都能組建基金會。只要去找一個公證處,然后呈上一份符合法律規定的章程即可。“基金會”這個名字并不意味著存在什么基金,也許用國際網絡平臺來描述以阿姆斯特丹為總部的馬克思恩格斯國際基金會更好些。它擁有一個由各附屬機構的主任或其他高層官員組成的指導委員會,[10]一個處理當前事務的規模不大的秘書處,一個從事MEGA2協調工作、確保編輯統一性和編輯質量的國際編輯委員會。[11]最后,它還有一個由世界各國著名學者組成的國際顧問委員會。[12]可是,這樣一個馬克思恩格斯國際基金會卻沒有任何基金可操控。

1990年,當馬克思恩格斯國際基金會組建時,人們以為民主德國和莫斯科的MEGA2團隊是能夠繼續他們的工作并獲得必要的基金支持的。然而,事情卻并非這樣。1989年,柏林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所擁有幾十位致力于MEGA2工作的專家學者,民主德國的各個大學也有MEGA2工作組,莫斯科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所的MEGA2工作組也有40多位專家學者。兩年以后,這些研究力量所剩無幾。東西德統一后,民主德國的MEGA2團隊被解散。1991年8月抗議戈爾巴喬夫的政變失敗以后,莫斯科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所也被解散,事實上分裂為三個新機構,保存馬克思恩格斯文檔莫斯科部分的前中央檔案館在俄羅斯聯邦檔案委員會監管下運行,圖書館則在文化部的監管下運行,研究所重新組建獨立的機構。后來組建的研究所愿意繼續從事MEGA2工作,卻無從獲得必要的資金。

六、取得的進展

有一段時間,局勢看起來很絕望,然而馬克思恩格斯國際基金會不愿放棄,它一邊盡最大努力動員群眾,一邊嘗試與相關權力部門接觸,得到了相當廣泛的支持,來自德國、法國、意大利、英國、荷蘭、丹麥、俄國、日本、美國的著名學者、政治家、藝術家和其他個人都付出了努力。

馬克思恩格斯國際基金會終于在一定程度上成功了。就德國而言,在長時間的猶疑不定之后,特別是在德國總理赫爾穆特·科爾(Helmut Kohl)的親自過問下,人們決定,即使像通常此類項目那樣僅僅在西方國家范圍內工作,也要把MEGA2繼續做下去。7個全職付薪職位獲得批準,1993年由MEGA2原來的編輯人員和新編輯人員組成的工作小組被派往柏林的柏林—勃蘭登堡科學院(Berlin-Brandenburg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BBAW),相應的,柏林—勃蘭登堡科學院正式加入馬克思恩格斯國際基金會。

1992年初第二個工作小組即德法小組也成立了。這個小組由馬克思故居工作人員和法國普羅旺斯大學德國文明研究小組(Equipe de recherche encivilisation allemande)成員共同組成。這一年,莫斯科的情況也趨于穩定,大約20位專家學者留在所謂的獨立研究所(RNISNP),大部分人員則調往俄羅斯社會政治歷史國家檔案館(RTsKhIDNI),自1992年始,這些工作組都由阿姆斯特丹社會歷史研究所提供財政支持,起初是丹麥政府扶持的,1995年后則由歐盟扶持。

總之,自1992年以來,情況發生了顯著變化。至少,馬克思恩格斯國際基金會能把精力集中在編輯MEGA2這個首要任務上來了。編輯委員會認為首先應該進行密切商討的是MEGA2的編輯原則,為此,在法國普羅旺斯省埃克斯市召開了一次國際會議。參加這次會議的有馬克思恩格斯國際基金會成員、新舊編輯和一批在出版領域享有盛譽的專家。通過激烈討論,會議確立了新的編輯原則,考慮到這些編輯原則理應由MEGA2的使用者所知曉,編輯委員會決定將它們公開出版。[13]

MEGA2出版計劃也需要重新修訂。原來計劃170卷,如此規模的出版計劃似乎很不相稱,必須嘗試——也被迫嘗試——縮減總卷數。但“完整”這個目標也不能放棄。當然,“完整”可從不同方面來理解。僅僅出版作者在世時出版過的作品,在這個意義上,也是一種“完整”,但對于馬克思這樣的作者來說,這樣做是沒有用的。眾所周知,馬克思有宏大的研究計劃,他只不過完成這一宏大計劃的極小部分,留下了大量的草稿和筆記。馬克思出版和未出版的作品記錄了只有用本人去世才結束的研究過程。馬克思在世時既沒有出版,也沒有準備以原貌出版的著作,例如《資本論》第二卷和第三卷、《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德意志意識形態》和《大綱》在20世紀引發很大爭議并不是偶然的。MEGA2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在它的第二部分,不僅出版恩格斯編輯的《資本論》第二卷和第三卷,而且包括馬克思所有手稿在內的文獻資料都將出版。

有人曾建議,馬克思的摘要和筆記可以略去,這樣就可以節省大約30卷。但是,從我剛剛提到過的情況來看,摘要和筆記是馬克思全部工作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甚至也是非常有趣的組成部分。摘要向人們表明馬克思在這些書中發現了哪些重要的東西,使我們得以了解馬克思從摘要到最初手稿進程中的創新。

還有人曾建議,可以放棄書信部分,這樣又能節省大約30卷,或者至少可以只出版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書信。但這個建議也是無法接受的。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中曾與約2000人有過通信,大約4000封出自馬克思和恩格斯之手的書信和10000封寫給他們的書信被保存了下來。所有這些書信產生于1835-1895年之間的60年時間里,是關于德國歷史、國際工人運動史以及19世紀文化思想史的重要信息來源。其中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書信部分差不多都曾出版過,但絕大多數寫給他們的書信則從未出版。

有些辦法則能緊縮這一浩大工程。例如,完全徹底地重新制作一切東西是不必要的,MEGA2各部分中相同文檔的重新制作也可以省掉。用這些辦法和其他一些調整工作,我們成功地把總卷數減少到114卷。[14]

在結語部分,我想針對MEGA2當前編輯情況作一簡單介紹。1990年馬克思恩格斯國際基金會成立時,已經出版了43卷或部分卷次,其他4卷或部分卷次正準備付印,這些書于1991年和1992年間先后出版。除了上文提到的四個工作組以外,1997年又有四個新的工作組參與了進來:日本工作組、分別設在柏林和阿姆斯特丹的德—荷工作小組和一個美國工作組。下面是目前工作組及其分工情況:[15]

柏林的柏林—勃蘭登堡科學院工作組,負責Ⅰ/15、Ⅰ/16、Ⅰ/21、Ⅰ/31、Ⅰ/32、Ⅱ/14、Ⅱ/15、Ⅳ/10、Ⅳ/11和Ⅳ/12各卷;

特利爾和普羅旺斯埃克斯的德法工作組,負責Ⅰ/4、Ⅰ/5和Ⅰ/6各卷;

莫斯科的社會政治歷史國家檔案館工作組,負責Ⅱ/11、Ⅲ/9、Ⅲ/10、Ⅲ/12、Ⅲ/13、Ⅲ/14、Ⅳ/3和Ⅳ/5各卷;

莫斯科的獨立研究所工作組,負責Ⅱ/4.3、Ⅲ/11、Ⅳ/22和Ⅳ/28各卷;

日本工作組,負責Ⅱ/12和Ⅱ/13兩卷;

丹麥工作組,負責第Ⅲ/30卷;

德—荷工作組,負責第Ⅳ/14卷;

美國工作組,負責第Ⅳ/27卷;

另外,柏林洪堡大學(Humboldt University)的兩個前期工作組繼續無償工作,各自正在完成第Ⅳ/26卷和第Ⅳ/31卷。另一卷,即第Ⅰ/28卷(包含馬克思的數學手稿)正在由法國圖盧茲大學(Université de Toulouse)的兩位數學家完成。

最后,柏林、特利爾和莫斯科的工作組正聯合編輯一卷包含各卷注釋目錄的書。

今年,[16]在馬克思恩格斯國際基金會主辦下,根據新原則編輯的第Ⅳ/3卷即將出版。書中包括1844-1845年間馬克思對英國、法國、意大利、西班牙、瑞士、荷蘭、德國經濟學家著作做的摘要,多數文本以前從未出版過。其中一些摘要,特別是關于布瓦吉耶貝(Boisguillebert)著作的摘要與馬克思的“經濟學哲學手稿”密切相關。同時,這一卷還包含馬克思在1844-1847年間的筆記,內含1845年“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的原稿。

1994年以來,馬克思恩格斯國際基金會還出版發行了自己的期刊《MEGA研究》,[17]主要內容包括:(用德語、法語和英語)介紹馬克思和恩格斯工作和生活情況,介紹他們的思想來源,其作品的歷史背景、傳播過程及其影響,報道當前編輯進展情況,對最近的卷次進行綜述評論,傳遞馬克思恩格斯國際基金會的會議和活動信息。

因此,現在看起來,總的形勢還是不錯的。但是,我并不喜歡太樂觀的調子。如果前面提到的所有卷次都出版,當前仍有49卷沒有著落。因此,我們歡迎組建新的工作組,例如來自英國的和美國的工作者。

注釋:

[1]參見尤根·羅揚《馬克思著作第一版的科學圖景》(‘Tableau de I'edition scientifique de Marx’,Actuel Marx)1987,No.1,第94-104頁,特別是第95頁。

[2]參見Jerzy Topolski《歷史學方法論》(Metodologia historii),第2版,華沙,1973年版,第75頁。

[3]參見 G?tz Langkau,"Marx-Gesamtausgabe-dringendes Parteiinteresse oder dekorativer Zweck? Ein Wiener Editionsplan zum 30.Todestag,Briefe und Briefauszüge",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28(1983),第105-142頁。

[4]參見Paul Mayer,'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archivs und das Schicksal des Marx-Engels-Nachlasses',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6/7(1966/67),第5-198頁,特別是第38頁以下。

[5]參見Jürgen Rojahn,'Aus der Frühzeit der Marx-Engels-Forschung:Rjazanovs Studien in den Jahren 1907-1917 im Licht seiner Briefwechsel im IISG',MEGA-Studien,1996/1,第3-65頁,特別是第37-39頁。

[6]參見‘Die Marx-Engels-Gesamtausgabe’,載梁贊諾夫主編Marx-Engels-Archiv雜志,Vol.1(Frankfurt/M.,s.a.),第461-466頁,并參見Siegfried Bahne的文章‘Zur Geschichte der ersten Marx-Engels-Gesamtausgabe’,載Hans-Peter Harstick,Arno Herzig and Hans Pelger主編的Arbeiterbewegung undGeschichte.Festschrift für Shlomo Na'aman zum 70.(特利爾,1983),第146-165頁。

[7]參見Mayer,‘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archivs und das Schicksal des Marx-Engels-Nachlasses,第79頁,以及Maria Hunink,De papieren van de revolutie.Het Internationaal Instituut voor Sociale Geschiedenis 1935-1947(Amsterdam,1986),特別是第52頁以下。

[8]例如,參見Fred E.Schrader,‘Karl Marx-Forschung oder Denkmalspflege?',Internationale wissenschaftliche Korrespondenz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16(1980),第398-403頁;以及Jürgen Rojahn,‘Die Marxschen Manuskripte aus dem Jahre 1844 in der neuen 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25(1985),第647-663頁。

[9]更詳盡的介紹,請參見Jürgen Rojahn,‘Und sie bewegt sich doch! Die Fortsetzung der Arbeit an der MEGA unter dem Schirm der IMES',MEGA-Studien,1994/1,第5-31頁。

[10]根據阿姆斯特丹社會歷史研究所官方網站提供的資料,目前指導委員會的成員有:Beatrix Bouvier(Trier),Herfried Münkler(chairman,Berlin),Oleg Naumov(Moscow),Erik-Jan Zürcher(Amsterdam)──譯者注。

[11]根據阿姆斯特丹社會歷史研究所官方網站提供的資料,目前編委會的成員有:Georgii A.Bagaturiia(Moscow),Beatrix Bouvier(Trier),Terrell Carver(Bristol),Galina D.Golovina(Moscow),Lex Heerma van Voss(Amsterdam),Jürgen Herres(Berlin), G?tz Langkau(Amsterdam),Manfred Neuhaus(Berlin),Gerald Hubmann(Berlin),Izumi Omura(Sendai),Teinosuke Otani(Tokyo),Fred E.Schrader(Paris),Liudmila L.Vasina(Moscow),Carl-Erich Vollgraf(Berlin),Wei Jianhua(Beijing)——譯者注。

[12]根據阿姆斯特丹社會歷史研究所官方網站提供的資料,目前顧問委員會的成員有:Shlomo Avineri(Jerusalem),Gerd Callesen(Vienna),Robert E.Cazden(Lexington,KY),Iring Fetscher(Frankfurt/M.),Eric J.Fischer(Bussum,the Netherlands),Patrick Fridenson(Paris),Francesca Gori(Milan),Andrzej F.Grabski(Lodz),Carlos B.Gutiérrez(Bogotá),Hans-Peter Harstick(Wolfenbüttel),Eric J.Hobsbawm(London),Hermann Klenner(Berlin),Michael Knieriem(Wuppertal),Jürgen Kocka(Berlin),Nikolai I.Lapin(Moscow),Hermann Lübbe(Zurich),Mikhail P.Mchedlov(Moscow),Teodor I.Oizerman(Moscow),Bertell Ollman(New York),Tsutomu Ouchi(Tokyo),Hans Pelger(Cologne),Pedro Ribas(Madrid),Bertram Schefold(Frankfurt/M.),Wolfgang Schieder(Cologne),Hans Schilar(Berlin),Walter Schmidt(Berlin),Gareth Stedman Jones(Cambridge),Jean Stengers(Brussels),Shiro Sugihara(Osaka),Immanuel Wallerstein(Paris/Binghamton,NY)——譯者注。

[13]參見Editionsrichtlinien der 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Berlin,1993)。此書也包含先前的編輯方針,見該書第121-239頁。同時參見'Die neuen Editionsrichtlinien der 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Studien,1994/1,第32-59頁。

[14]參見Jacques Grandjonc和Jürgen Rojahn,‘Der revidierte Plan der 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Studien,1995/2,第62-89頁。

[15]現在MEGA工作組組成及其分工有較大變化,詳細情況請參見阿姆斯特丹社會歷史研究所官方網站的介紹:http://socialhistory.org/en/projects/mega-teams──譯者注。

[16]指1998年——譯者注。

[17]2003年后,《MEGA研究》由《馬克思恩格斯年鑒》取代——譯者注。

(作者:阿姆斯特丹馬克思恩格斯國際基金會刊物《MEGA研究》主編;譯者:趙凱榮,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教授;范暢,三峽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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